“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梁和平发现，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信。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

　　音乐理论家金兆钧则评价：《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当崔健变成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他不可能不代表这代人。”

　　今天的崔健谈到这里则笑笑说：其实，他的早期音乐充满了“行走”，都是在逃避。“在不妥协的前提下，我又惹不起你，干脆一走了之。这种东西可能比较受青年欢迎吧。”

　　1990年，崔健以“为亚运义演”的名义进行全国巡回演唱会。成都站演出结束后，巡演被叫停，原因是“现场煽动性太强”。(肖全/图)

　　1990年：“演出就此结束”

　　“同志，我来联系一件事儿。崔健要来郑州演出，想请咱们学校多多给予帮助……”55岁的作家赵健伟依然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在那个湿漉漉的早春。

　　1990年初，赵健伟是崔健团队的宣传员，拿着200元的月薪，帮崔健“为亚运会集资系列义演”打前站。第一站北京，第二站是郑州。大学是个大市场，他跑到郑州大学团委，想请他们帮忙在食堂这样的地方贴几张海报。那时，海报就是最有力的宣传手段。

　　值班的是个年轻姑娘。“崔健……好呀!他什么时候来?”答应得极痛快。

　　几天后，这个从小到大一直的乖乖女，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跟赵健伟坐火车去了崔健演唱会的下一站。今天，他们俩的儿子正上高三。

　　1990年对于摇滚乐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前苏联的摇滚乐之父，1962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第三代韩裔移民、曾获得戈尔巴乔夫接见的音乐天才维克多·崔，在1990年因车祸早逝，年仅28岁。他的歌至今仍在俄罗斯传唱。

　　另一个是崔健。这一年，他发起了一场中途夭折的全国演出。这场前面挂着“亚运”二字，带有官方色彩的演出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本身也充满了悲喜剧。

　　“女子十二乐坊”创始人王晓京现在还很自得。去见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张百发那天，他和崔健迟到了二十分钟，还被接头的官员训斥了一顿：百发市长从来没这么等过人!

　　“张百发很欣赏崔健。态度很和蔼，说：‘感谢你们为亚运会做贡献……’”跟亚运会挂上钩，以便打开局面，这个创意最早出自崔健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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