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英文歌;也没有跟随西方的吉他英雄，苦练吉他——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更不想做一个鼓手——每一支乐队都要争抢的稀缺人才。这正如他踢球的风格：速度并不快，技术也一般，但懂得跑位。他只是默默蹬着自行车，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音乐理论，和坚持自学似乎没有什么用处的英语。

　　当时的社会，有接受“一无所有”的深远土壤。“社会上人人都压抑。只要你有一首歌能让他们喊出来，就能火。搞摇滚乐的人也压抑，大家都憋着。盼着有一天能出来一个。”曹平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

　　与普遍存在压抑感的社会青年相比，大学生是中国摇滚乐另一群巨大的潜在受众。“每次到大学去演出，一开幕，学生只要看见台上的架子鼓就欢呼。”作家李克在《摇滚梦寻》中如此描写1980年代末的中国摇滚演出现场。

　　“那时候我们的确一无所有。”1983年北京市文科高考状元、就读于北大社会学专业的李国庆(现当当网总裁)形容自己那一代大学生。“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口号就产生于北大。在高考升学率只有3%的1980年代初期，“天之骄子”对大学生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正面评价。这些目睹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又凭自己努力考上大学、拿到“国家干部”身份的年轻人，充满改造世界的使命感。那时候，他们与崔健相逢。

　　1985年底，北京电影学院食堂举办了一场音乐演出，主角是有外国留学生参加的ADO乐队。这支乐队的成员之一、马达加斯加人艾迪到今天还在为崔健的演唱会担任主音吉他手。崔健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当时还没有今天脍炙人口的“一、二、三、四”，而是一首Blues风格很重的抒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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