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何二人与许多古代游侠类似，终因豪纵恣意而被官府诬陷下狱，虽身为王门传人，却因个人性情与行止而被时人公认为侠，犹可见儒、侠关系的密切，用何心隐本人的说法，儒与侠本来就是合流的，因为二者都是“意气”落实的结果。而在明、清两代，这一类儒、侠互补的人物的确大量出现，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大变动时代。和东汉党锢之世一样，儒学为晚明的社会、政治批判提供了观念，侠的传统则提供了行动的力量，耿定向对何心隐的评语“其学学孔，其行类侠”可以普遍地应用在明、清之际许多内儒外侠的人物身上，上江儒侠方以智正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他在《任论》中对司马迁“侠不轨于正义”及韩非子“侠以武犯禁”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所谓不轨于仁义，谓以武犯禁，梗功令、夺亡命之类也。必其上之诛罚不当于三代之直，于是里巷之义，发愤犯难而任之。若所任非其义，是岂得为侠哉?”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方以智正是借历史的亡灵来鞭笞当代的卑怯灵魂，在那个亡天下的大变动时代为任侠立名，带有强烈的平民立场，与当世“起而行”的众多儒侠产生了深度的精神共鸣。

　　至有清一代，中央通过改三内院为内阁、以大学士兼殿阁衔、六部设立尚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形成了清朝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随后出现的南书房和军机处更是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朝向皇权的高度集中，这无疑令朝野上下侠风衰微，因为自古皇权都将侠视为对抗朝廷的异端。清朝 思想家龚自珍在《尊任》中透出了这一现实：“任也者，侠之先声也。古亦谓之任侠……世之衰，患难不相急。豪杰罹患难，则正言壮色后貌以益锄之;虽有骨肉之恩，夙索卵翼之子，飘然绝裾，远引事外。虽然，豪杰则曰：吾罹患难，而呼号求援手于庸人，其复为豪杰哉。”

　　龚自珍在文中蕴含的悲愤与方以智是同等深度的，一方面是儒学被现实功利所败坏，士大夫的人格日益堕落;另一方面则是侠风的日益稀薄，导致英雄主义情怀的彻底失落，他对清王朝高度集权的保守与禁锢极为反感，并终于在《己亥杂诗》中唱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强音，而这正可以视为侠的文化人格的宝贵延续，从这个意义上，龚自珍自是一代儒侠。

　　不幸的是，晚清政府愈发昏庸无能，一场又一场抗击外敌的失利，一次又一次辱华条约的签订，并没有震醒当权者的迷梦，却反复绞割着有识之士的内心。章太炎在《儒侠》篇及附《上武论》中征引张良事，强调崇尚武德，力主击刺，主张专学《礼记·儒行》中的十五儒，以养成“刚毅特立”的精神，从学理层面阐释了儒、侠互补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将此篇收入其学术论文集《訄书》，“訄”字意味着书中所论及的都是为匡时救国被迫非说不可的问题，此书震动海内外，可见其中的思想正反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不幸中的万幸是，晚清竟有一人将这种儒侠精神演绎到 ，他便是作为“戊戌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挚友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除却能剑善武，他的任侠主要表现在结交侠士一层，梁《传》说他“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陈叔通在《谭嗣同就义轶闻》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光绪戊戌政变，浏阳谭嗣同所从学剑术侠客大刀王五名正谊，愿挟以出亡。嗣同，湖北巡抚继洵子，惧罪连其父，方代父作责子书，为父解脱。书未就，不从王五请。迨书就，而捕者已至，书被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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