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早期(战国)的侠的面目已渐渐清晰，正如钱穆所引《淮南子》中所言，当时的侠有一个专属的称谓——任侠，其内涵我们可以从《周礼》中管窥一斑，《周礼·地官·司徒》云：“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郑玄注：“任，信于友道。”贾公彦疏：“谓朋友有道德则任信之，故《论语》云：‘信则人任焉’，是也。”由此可见，任乃朋友之间一种交信的关系，一种友情的精神纽带，无怪乎“信任”一词还活在我们如今的口语中。如是观之，任的内涵乃彼此信任且有共同的是非观。可以说，任侠代表了古典侠者的原初面貌与精神基调。

　　要而言之，侠从一开始就以两种面目示人——贵族之侠与平民之侠，但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的外化，一种无形的精神气概的践行，既超越阶级的局限，也没有形式化的礼的约束，有着极高的独立性，而这些正构成了中国之侠与西方骑士的关键差异，使侠这一群体从一开始就带有迥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性。西方中古的骑士必然是贵族，骑士资格的取得须经过一系列繁复的礼仪，包括庄严的授爵典礼和各种定期的武艺比试，严格的家世背景和繁复的礼制仪式构成了西方骑士这一正式组织的核心特点。相较之下，侠自始即包括了贵族和平民两种社会成员，且平民的成分渐次高涨，有道是“礼不下庶人”，所以中国侠并没有发展出一套礼制的规约，而更多的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人格的风范和气概而绵延后世。因此，中国的史籍上充满了“侠义”、“侠风”、“侠气”、“侠节”一类的词汇，而司马迁关于侠的描述则为这种独特的文化人格作了最为精彩的诠释，并为侠的后世发展奠定了基调。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这样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侠的嬗变：游侠与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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