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经济强盛，政治开明，文化自也一派繁荣。由于失却了宗族、乡党、宾客之类的社会基础，侠实现了由集体性向个体性的华丽转身，宋人所编《太平广记》中《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线》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记叙了男女剑客之流救人危难的侠义故事，其重然诺、轻财货、赴人困厄、存亡死生、不矜能、不伐德等道义品行极符合历代真正的侠者风范，所不同的便是他们不再有“权行州里，力折公侯”的社会势力，而是以独来独往的潇洒剑客形象示人。应该说，这些传奇故事中有其虚构的笔墨，但更有写实的一面，例如侠士许俊从番将沙叱利府第中为韩翊夺还美人柳氏一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其事又见于孟棨《本事诗》，盖亦实录矣。”可见纪实的可能性很大，而此类纪实性故事在《太平广记》中实不止一二。尽管剑侠自古有之，但一直作为侠中不知名的流品而被历史淹没，而自中唐以后，剑侠几已成为“以武犯禁”的 典型，成就了中国侠史的分水岭，这一新世出的侠型自唐、宋以下无大改变，构成了文学想像中的侠的原型，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除了传奇小说的极大繁荣之外，咏侠诗也成了唐诗这一空前绝后之文学样式的重要类别，据统计，《全唐诗》中咏侠诗达到五百多首。命运与情感的近似促成了诗人与侠客间心灵的高度契合，诗人遂将对自身命运的关照和对建功立业的抱负投射到侠者的身上，并诉诸笔端，从某种意义上促成了侠的形象由具体化向抽象化、象征化的转变，侠的高度的主体意识和张扬的独立人格为唐代士人深度接受，并使这种人格特质向纵深化发展。豪纵一生的李白直到六十岁还以西汉大侠剧孟自诩：“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即使有诗佛之称的王维也笔带侠风：“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而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高适更是在《邯郸少年行》中唱出了盛唐咏侠诗的最强音：“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君不见即今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以兹感叹辞旧游，更于时事无所求。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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