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平民性，且在历史上几乎一以贯之，这也是其能深入社会肌理，进而针砭时弊、纠偏矫正的原因。当今中国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拜金享乐、急功近利、浮夸炫耀之风四处蔓延，究其本源，乃个体文化人格的偏颇与缺失，侠之“仗义疏财，赴人困厄，重诺守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精神气概与人格风范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试想如今不少骄奢淫逸的“富二代”如果能有些许真正的侠者气概，那他们能产生的正面能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侠义与侠行在普罗大众中的散播，毕竟平民性才是其本质特点，聊可欣慰的是，国人在危难关头的表现约略浮现出了侠的影子，或可视为侠心未泯的象征。

　　归根到底，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人格而穿越千载，尽管中国传统上推崇儒、释、道合一的人格模式，但无论是儒家的仁和谦冲，还是道家的虚静无为，抑或佛家的明心见性，都无法触及理想人格模式的全部内涵。事实上，侠早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流品而与儒、道、佛并驾齐驱，尽管侠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但它在道德实践、社会影响等诸层面并不在此三家之下，在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实现了超越，尤其是在近世演化中所出现的明显的“儒侠互补”倾向，更是证明了侠在近代理想人格模式重构中的重要地位，而侠在当代的最大价值正是体现在对中国人传统人格的建设性重构之中，有侠参与构建的人格，才是一种更加健康的中国人的理想人格，这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侠都如影随形地出没世间，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伴随始终，正如章太炎在《儒侠》中的评价：“当乱世则辅民，当治世则辅法”，侠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依然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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