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简单单的“序言”，不到两个页码，却出现了至少四处重大错误，不是整个句子不通，完全译错，就是莫明其妙地冗长以至不知所云。须知，这是我在大约5分钟之内核对原文而找出的错误。我为什么要去核对原文?因为周传基的译文我实在读不下去。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国内许多人为何不爱读书，尤其不爱读译文，因为与其读周传基之流的译文，真还不如干脆不读。我确实是在暗示，如果周传基的其他译文以同样的错误频率出现，那必定错误百出、无法卒读。但是，我更想说的是：错误其实并不可怕，因为我们都是凡人;可怕的只是自以为永远正确。而我已经证明周传基也不是什么神明：他只是自以为自己永远正确罢了。我还想说的是，以下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学者具备的最起码的素养：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而且知道自己已有的知识也都是可错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切知识都是可错的，那么，任何人就没有专断的权力说：只有我懂，你不懂，你给我闭嘴!或者，以一个好莱坞三流影片中的黑社会老大和街头恶棍的口吻说：这是我的地盘，你不懂就不要在这里混。真令人发噱，我还没有看到过比这一幕更令人绝倒的好莱坞黑帮片。

　　我上面已经说了，周传基一步步被神化为“救世主”的现象是由两个事实促成的：第一、国内读书的人太少;二、他们恂恂儒雅，不愿意得罪这位“世纪老人”。

　　北京电影学院一位在职教授(按崔卫平教授)的一番话提醒了我，让我从震惊中醒悟过来：他们是如何想当然地、不加反思地、完会非学术地对待周传基现象。这位教授(我本人非常敬重其工作)告诉我说：“‘周老爷子’(这是人们习惯上亲昵的称呼)是有科学精神的，他对于电影多年来所下的功夫，是比如我远远不及的。也许他在表述中会‘强调一点、不及其余’，但是那一点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我们学校最为自由主义的教授……”

　　正是这种想当然的态度帮助造就了周传基的“救世主”地位，既然周传基是研究电影科学的，而科学又是很高深莫测的东西，他研究的东西当然也是高深莫测，别人达不到的。这种想当然的态度还使他成为反学院和反体制的偶像。因此，周传基被当作一个“可爱的老头”、一个仗义执言的人、一个“自由主义者”。于是，在原有的科学光环下，周传基的脑门上又多了一重自由主义的光环。

　　然而，我停止自己手头正在从事的科研工作，花了差不多三个月时间来研究周传基现象，只是基于一个真正自由主义式的信念：如果我对周传基这样的极权思想和令人恐怖的清洗观念视若无睹，那么，我作为一个人文学者的全部工作的意义将化为零。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极权主义?以下是伟大的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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