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就来看这样一对例子。在对话《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讨论了“知识的本性为何”这个哲学问题，即追问一个对于名词“知识”(或动词“知道”)的合适定义。但柏拉图却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展开他的论证，而是假托了五个谈话对象来展开他的讨论：他自己的老师苏格拉底、数学家赛奥多洛、赛氏的青年弟子泰阿泰德、苏格拉底本人的弟子忒尔西翁，以及来自麦加拉的哲学家欧几里得(注意：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几何学家欧几里得)。整整五个人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当中还说了“泰阿泰德是否得了痢疾”之类的闲话，这自然会让缺乏耐心的听众感到“不知所云”。而也只有在耐心读完整篇对话，读者才会最终发现，其实在文本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主要就是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两人：后者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关于“知识”的定义，而后者则一次又一次指出这个定义的破绽。所以说，这篇对话的真实形式结构，其实就是这样一串归谬论证形式的反复重演：

　　1. 假设“知识”就是D(“D”是一个变项，即泰阿泰德所提出的各种关于“知识”的定义项。在这篇对话中，“D”这个空位被分别填入：“感觉”、“得到理性辩护的意见”，以及“正确的意见”，等)。

　　2. 而苏格拉底则从“知识就是D”这个假设性前提中演绎出命题P(不过这个演绎过程可能会非常复杂)。

　　3. 命题P是错的(根据常识或者根据某些普遍原则)。

　　4. 所以，“知识就是D”是错的。

　　很显然，要在一大堆充满修辞特征的对话中，依据上述论证模板，重构出《泰阿泰德篇》的论证路线图，肯定不会太轻松。与之相比照，讨论同样哲学议题的当代论文，读起来就要容易得多。比如，美国哲学家艾德蒙•盖提尔就在1963年发表了一篇短得出奇的论文《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吗?》。【5】 在文中，他驳斥了一个关于“知识”的很流行的哲学定义：“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整个驳斥的结构即：

　　1. 假设“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对的。

　　2. 因此，任何一个真信念，只要它得到了辩护，它就是知识。

　　3. 现在就来看一个反例。假设我有个信念：“我有一辆桑塔纳”【6】，而且我的购车发票还在我的口袋里。因此，这是一个得到有效证据辩护的信念。但假设我说这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认为自己所拥有的那辆车其实已经在上海宝山区被一辆集装箱货车撞毁了。而且我同样不知道的是，此时上海福利彩票摇出了大奖，而我凑巧中了一辆新的桑塔纳。这样一来，“我有一辆(而不是原先那辆)桑塔纳”这句话就依旧是真的。换言之，在该故事框架中，“我有一辆桑塔纳”就是一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

　　4. 由于(2)，在该故事框架中，“我有一辆桑塔纳”就是“知识”的一部分。

　　5. 但根据常识，我们不会说在该故事框架中，我知道“我有一辆桑塔纳”。我们会说：我只是凑巧蒙对了一条真信息。

　　6. 由此反推出，“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个定义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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