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近三十年来，我国学人虽对哲学教科书颇有抵制情绪，但对于国外流行的那些 次哲学教科书，却一直没有系统的引进。故而，因对国内哲学教科书的不满，而使得国外教科书也受到连累，的确不算公允。在“导论”中笔者已经提到，英美哲学界把“哲学”分为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科学哲学等诸品类，因此每一品类都有入门的教科书。【4】 这些入门书的主要议事程序是：先把本领域的核心问题点出，然后引导学生了解每一核心问题的各种重要的解答方式，然后熟悉每种解答自身的支持意见和反对意见。由此，学生也就了解了哲学论辩的一般程序。比如，说到伦理学，就必须得讲到“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区分，而说到“规范伦理学”，就必须说到义务论、后果论和德性伦理学各自的优劣。在这样的讨论中，我们固然会谈到康德、边沁、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名字，但这些哲人的名字并不是问题展开的线索，而仅仅是枝蔓。真正的线索乃是哲学议题本身。通过这样的训练，学生也能够有机会从哲学概念图谱的角度掌握西方哲学思想的大框架，其记忆效果，恐怕要好于从哲学家入手的理解方式。

　　由此看来，支撑经典阅读训练之核心教学地位的四大论据，现在已经被全部驳倒。下面还有几点深化意见，以便指出“以经典阅读为纲”所可能带来(或已经带来的)的另外四个副作用。

　　副作用一：众所周知，哲学专业学生的就业市场很小，因此就需要提高自己的通用智力来增加市场认同度。然而，读经典是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通用智力呢?可能助力寥寥。和当代的哲学论文不同，哲学经典的讨论方式往往缺乏清楚的线性讨论形式，哪里是前提，哪里是结论，哪里到哪里是一个论证的边界，都非常模糊(读柏拉图往往就会带给我们这样的感受)。因此，对于这些著作的精读，便很难帮助学生形成一个清晰的问题解决程序，而至多只能够帮助学生牢记经典内容本身。但对于就业市场来说，牢记经典内容的求职者是缺乏价值的，因为市场更需要能够灵活、主动地制定问题解决程序的脑力劳动者。

　　副作用二：前面已经提到，我国哲学系学生的生源质量不是很乐观，而作为中国学生，他们在学习西方哲学时还会碰到语言、文化方面的困难。另外，前文也已经反复提及，大部头的老经典往往很难啃。大家不妨想一想，让一群主观条件不宜读哲学经典的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立即就去读很艰深的经典，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其直接后果就是挤占了他们学习更基本的知识技能的时间资源(请别忘记了，学生的心理负载能力和学习能力是有上限的)。这些基本技能包括：通用的书面汉语表达能力、通用的英语阅读能力、一般的逻辑思维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的补强，显然需要通过专门课程的设计来严肃应对，而不能够通过读柏拉图来不负责任地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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