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中国的哲学教育，特别是西方哲学教育，强调的是如何熟悉哲学史，特别是如何熟悉哲学史上公认的经典。其背后的元哲学预设无非就是：哲学是通过哲学史的运动来展开自身的，因此，对于哲学的把握，就必须通过爬梳哲学史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结晶——经典——来进行。一言以蔽之，“哲学就是哲学史”。我把这种教学思路称为“以经典阅读为纲”(由于笔者的专业方向的缘故，本文将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人才培养流程)。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海外名校的哲学训练，强调的是提高学生批判、构造哲学论证的能力，而不刻意强调对于哲学经典的熟悉。其背后的元哲学预设就是：哲学活动具有一个超历史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平起平坐地和亚里士多德、康德讨论哲学问题，而不必在意他们各自思想体系的历史形态。一言以蔽之，“哲学史就是哲学”(在这里，我把第二个“哲学”视为哲学论证的同义词。系词“是”在这里表示对于一个本质属性的引导)。我把这个思路简称为“论证训练”。

　　那么，两个教学思路，孰优孰劣呢?这个问题马上就牵扯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两种相应的元哲学观点之间，到底哪种更有道理呢?不过，不难想见，若马上就一头扎进元哲学层面的讨论，很多根深蒂固的学派偏见就会立即付出水面，这样理性平和的讨论也就难以展开了。因此，我们不妨就采纳这样的讨论策略：我们暂且搁置元哲学分歧，而来讨论这样一些更为切实的问题：怎样的哲学教育流程，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学生的学习能力现状，更好地符合一些基本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规律，更好地满足我国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对高校人才培养所提出的要求?很显然，如果对于这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能够得到确定的答案的话，那么相关的元哲学观点也就能顺带地得到辩护。

　　本文的阐述将分为以下两步：

　　在第一步中，我将对“经典阅读训练”的含义进行澄清，并辨析以此为纲的哲学教育程序所带来的利弊。

　　在第二步中，我将对“论证训练”的含义进行澄清，并阐明论证训练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可能带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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