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语哲学界普遍认为，掌握西方哲学精髓的最可靠路径就是经典阅读，而这里所说的“经典”，又被普遍地等同于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哲学大师的著作。本文将指出，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西方哲学经典的庞大数量和身处中国的学习/研究者的有限精力之间的尖锐矛盾，并在客观上模糊了哲学和文献学、思想史等辅助性学科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哲学研究的 境界乃是掌握进行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方法，而不在于掌握大量的关于哲学经典的文献学知识。前者是求智慧的道路，后者则只是求博学的道路。而要走上前一条道路，我们就必须适当减少经典阅读在哲学教育中所占的权重，慢慢提高“论证训练”的权重。为了能够比较系统地引入“论证训练”的教学程序，笔者建议国内有条件的高校适当引进英语世界顶尖哲学系所使用的大学本科/研究生哲学教材，由此努力缩小在哲学教育流程方面的中外差距。

　　在我国目前的哲学学术讨论中，“如何设计一个比较合理的哲学教育流程”，乃是一个比较边缘性的话题。在一些同仁看来，和前沿问题研究相比，对此类问题的讨论显得实践色彩过浓而理论色彩不足。但在笔者看来，至少就哲学这个专业而言，在“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楚河汉界，本身就不太合理。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点考虑是纯理论性质的。哲学和一般的知性学科不同，不同的哲学学派关于“哲学到底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往往会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与之相比较，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化学家，却不会在“何为化学”这个问题上产生根本性分歧)。用行话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元哲学分歧”(metaphilosophical disputes)。很显然，持有不同的元哲学观点的哲学家，在设计哲学人才培养流程的过程中，往往就会把本派的想法掺入其中(因为他们很清楚，哪种教学模式占据了传播学优势，秉承了相应哲学传统的学生就更可能会在未来占据学术舞台，并将自己的学术范式继续传播下去)。由此看来，不同的哲学教育流程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往往反映了不同的元哲学观点之间的冲突，因此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理论背景的。

　　第二点考虑则主要关涉到了我国哲学界的现实。概而言之，我们目前的哲学教育模式，和西方差别太大，彼此的课程表交集过小。众所周知，我国哲学本科生教育的课程是按照“马”、“中”、“西”三大模块来区分的，即以哲学学派和哲学史为分类的主要依据。但在哲学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1】 )，哲学的核心课程却由以下诸模块构成：形而上学、知识论、心灵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在这几大模块中，前三者都在我国的哲学分类体系中毫无对应位置。换言之，人家教材里教的东西，我们很多都不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我们的学生要申请获得普林斯顿、匹兹堡、纽约大学等名校【2】的“博士候选人”(对应于我国的博士研究生)资格，难度会非常之大(遑论学成以后报效国家)，而我们的非“海归”教师要在西方重要哲学刊物上发表文章，其难度则可能会更大(很多人误以为这是语言差异导致的，其实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学术范式差异)。这也就是说，恰恰是哲学教育流程之中外差异，构成了阻碍我国哲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主要瓶颈。

　　那么，在中西(尤其是中美)哲学系课程表设置方面的差异背后，又体现出了怎样的元哲学分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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