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支持经典阅读的理由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条理由预设了：“即使不受二手资料偏见的影响，读原著也是可行的”。这一条预设在理论上似乎说得通，但在实践上却行不通。原因很简单，西哲经典往往是用古代西方语言(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或非常难懂的近现代语言(如康德、黑格尔的德语)写成的，不借助译本，学生根本就没有办法读。但译本本身就是二手材料，因为翻译本身就掺杂了译者的思想，不是原汁原味的。比如，你分别用李秋零的译本、邓晓芒的译本或古伊尔(Paul Guyer)的英译本去读《纯粹理性批判》，感受就会非常不同。另外，即使是读译本(甚至是质量很好的译本)，学生在学习哲学史的时候也会产生大量的知识盲点。原因很简单，一部伟大哲学著作的形成往往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而没有关于处在此背景中的二三流哲学家的知识，原著本身是读不懂的(比如，柏拉图的《普罗泰格拉篇》的历史背景是智者派的相对主义论调的甚嚣尘上，康德的批判哲学展开的历史背景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一度盛行，胡塞尔现象学的历史背景则是布伦塔诺的哲学心理学，尤其是其意向性理论)。而要把这些缺失的背景知识全部补上，再去寻相关学者的原著来读，所花费的时间成本显然会过高。因此，读 的二手哲学史资料，是把握这些缺失环节的最有效的办法。【3】

　　最后，支持“以经典阅读为纲”的第四点理由也是错的，因为这种观点过分贬低了当代人编写的哲学教科书在教学上的入门作用。根据笔者的教学体会来看，若学生不读专门讨论哲学问题本身的哲学教科书，却只读过往的哲学经典，就会形成“哲学研究就是思想史研究”的错误观念。这个观点之所以错，因为它本身就和思想史的真实情况相抵触。实际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大哲学家是通过做哲学史而成为大哲学家的，相反，哲学史研究一般在其研究著作的整体中往往占据边缘地位。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只有在其第一卷简单地回顾了在他以前的希腊哲学，尔后就是说自己的思想;康德和维特根斯坦都以对哲学史研究冷漠而出名;黑格尔虽有《哲学史讲演录》、胡塞尔虽有《欧洲科学的研究和先验现象学》，但这都不算他们最核心的著作(他们各自的核心著作分别是《逻辑学》和《大观念》)。而要把学生真正引进哲学门，就得引导他们思考哲学本身，即像这些大师那样保持对哲学问题本身的敬畏——而不是首先培养学生对于大师的敬畏(这就好比说，物理学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爱上物理学，而不是爱上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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